近日，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者于文成、朱本硕、刘新民的研究论文《Text analysis of China’s nois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在国际期刊《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Innovation》发表。
该研究聚焦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政策，通过深入分析为国内乃至全球声环境改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噪声污染已然成为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它不仅被视为对全年龄段人群健康的最大环境风险之一，还加重了公众的健康负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2前沿报告》显示，长期暴露于高分贝噪声环境会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与众多过早死亡案例相关。在此背景下，研究噪声污染防治政策显得尤为迫切。 此项研究以1989年至2022年间中国国家、省、市三级发布的84份噪声污染防治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方法，构建了“政策工具-政策阶段-政策类型”三维分析框架。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团队得出了一系列关键结论。
在政策工具方面，研究发现，噪声污染防治政策文本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高于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结构存在失衡现象。命令控制型工具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规范噪声污染行为，但长期来看，经济激励型工具对于激发企业和社会主动参与噪声治理的作用不可忽视。这种结构失衡可能限制了政策的综合效果，不利于形成长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机制。
从政策阶段来看，当前噪声污染防治政策的推广和实施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政策在落地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交通噪声防治领域，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未能充分满足实际治理需求。同时，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在各政策阶段的适配性也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优化组合，以提升政策的整体效能。
在政策类型维度，研究指出，工业领域的噪声污染防治政策工具效果相对较好，但交通噪声防治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亟待加强。交通噪声作为城市噪声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治理难度大、涉及面广，现有的政策工具在应对复杂的交通噪声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此外，不同噪声污染场景下政策工具的适应性也存在差异，需要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学者们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未来，中国及其他国家（地区）在制定噪声污染防治政策时，应着力优化三类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使其相互补充、协同发力。
同时，利用噪声污染预防控制的不同阶段特点，细化公众引导政策措施，提高公众的噪声污染防治意识和参与度。此外，还应根据不同噪声污染场景的特点，合理增强政策适应性措施，确保政策能够精准解决实际问题。
这项研究不仅为中国进一步完善噪声污染防治政策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噪声污染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政策的不断优化，相信噪声污染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将得到更有效的治理，人们的声环境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它也体现了中国高校学者在环境领域研究的积极贡献，为守护人们的宁静生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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