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隐约约出现了平常人诞生的故乡”农村土地上生命的消逝好似扬尘一般，消散在这天地间。手边的农药、麻绳成了他们生命最后的附属。《浮生取义》一书将目光投掷于于华北农村一隅，切实研究分析于一个个生命消逝后的深刻原因，让我们看到农村背后的生存困境。
正如莫宁格对自杀的分析认为自杀是死的本能战胜了生的本能，求生作为人的本能，而人在何种境地下愿意放弃这求生的本能？作者通过对农村的自杀现象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层层分析进行回答，不只局限在个人对生命的放弃，而是从家庭、个人、国家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如作者所说”我们却不能仅仅在病床上埋葬自杀者的灵魂，而要在通向正义与幸福的道路上祭奠他们，才能帮助人们看清这条路上的陷阱与希望。”让农村的自杀率得到真正的下降，让人们重拾在生命旅途上前行的勇气。
本书在自杀的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突围研究。无论是通过对西方经典自杀理论的分析，指出中国的人性观与西方的不同，因而不能将西方的理论直接移植到对中国自杀的研究中；还是在面对精神医学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提出当代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除少数先天性疾病影响，大部分的自杀和精神疾病都是家庭委屈的结果。本书坚持在西方视角下，对中国农村的自杀研究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并结合社会现实，在这条路上寻求解药，祭奠那些逝去的灵魂，以现出这条路上隐藏的陷阱。
西方的人处于自然状态下，而中国人一生的历程实际上是从一个家走向另一个家的过程。对中国人来说，家永远有无限衍生的含义在。日子能过下去，家庭中的权力斗争能持续，对人格价值的追寻，其实都不能离开对家庭的解读。所以作者才说家庭对人具有存在性意义，而家庭本身使得过日子得以延。家庭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又以亲密关系为落脚点。而家庭的延续实质就是作者说的过日子。而家庭内部却是无数个水波状组成的关系网（费孝通 差序格局），一家一起过日子中，在与一家人的人际交往中，家庭政治才因此可能诞生。家庭政治以“家”为核心，在家中这个情感属地中，不同于公共政治依靠法规等手段追求秩序的公正，以公正平等为归宿。而家庭政治本身就蕴含着情感和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家庭中权力斗争会伴随这亲情的色彩，但又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在家中，在人们心中家的地位是无法与任何社会团体相比的，在与我们的重要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委屈感会因此放大，人格受挫也会被提到新的高度。正如同家庭为个人成长提供爱的支持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而家庭中的委屈也是如此：无论是形式上的正义即家庭中的成员得不到公平的待遇，还是形式基础上的公平交往。
基于以上家庭与人格价值、过日子、权力关系的交织关系，作者展开了更为详尽的讨论。作者以人伦为基础，分别从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关系，以子女为核心的关系和在复杂大家庭中的关系进行分析，作者在进行研究时注重从多种角度搜寻该家庭中存在的矛盾与纷争，并善于从当事人主观的评价中抽离出来，利用社会学研究分析方法，归纳总结出家庭关系的核心所在，进行专业的社会学研究。例如，在对何芳自杀的分析中，作者能从二人的结婚前的身份背景入手，分析二人在婚姻中的心理状态，和双方各自在婚姻过程中累积的道德资本，使双方逐渐权力游戏中的平衡到权力结构被打破，一开始由进入婚姻时双方依据自身条件积累的道德资本，会随着双方在婚姻中过日子的过程，会重新洗牌，最后使权力结构发生解体。即使婚姻关系是以亲密关系为核心，但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这也印证了作者在前几章所说：家庭政治中蕴含着情感和政治的张力，但二者又不是一回事，二者有其各自的运行规律。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所以家庭中的爱、慈、孝仅仅靠亲密关系来维持是远远不够的，家庭中需要对伦常关系有基本的遵从，需要政治维系。要想在家庭中真正过好日子，让因家庭委屈走向自杀的生命得到挽救，需要家庭对礼的遵从，需要家庭中的个体从权力斗争的思维中拜托出来，而真正把一家人过好日子为落脚点，只有当那些悲剧真正被打断，逝去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在作者访谈过程中，经常听到村民对自杀者自杀原因的归纳中“赌气”“丢人”“想不开”出现频率极高。作者以这三个方面为主线展开，三个看似不同的行为逻辑，背后却又恰恰隐藏着同一的对人格的追寻。什么是人格？作者通过访谈以及社会经验——即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才会把他当作正常的人，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人”就是成年、有自己的家庭、受到尊重、在人群中受到享有相当地位的个体。基于此，作者针对两种特殊人群的自杀进行了额外的讨论：一种是“小姐”即性工作从事者，她们因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无法得到人们基本的尊重和进入正常的家庭生活，进行权力斗争，他们的自杀在旁人眼里的自杀逻辑无法与正常“人”相同；另一种是精神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的人即边缘人。作者根据乡村对他们精神状况的评价差异，分成了疾病、魔怔、癫狂三种。他们身处的矛盾在于：他们虽然身处正常的家庭生活中，但却不被以正常人来对待，丧失了基本的人格。而他们的精神疾病除少数由先天因素所决定外，大多是家庭委屈带来的，也就是说精神疾病和自杀都是家庭委屈带来的结果，作者提出的这一点也是与以往西方精神医学的观点显著不同，也是作者中国土壤下的分析研究的例证。
而赌气究竟赌的是什么气，面子又为何在是自杀的原因，想得开仅仅靠想就能想得开嘛，作者依靠椒兰、周流，及石兰和杜衡的例子进行了探究。赌气是一种冲动任性的行为，一气之下，头脑一热，往往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再没有得到挽救的机会。以“赌气”而起的自杀，其实并未想好是否真的要终结自己的生命，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椒兰两次喝药的导火索仅仅是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子没有按照她理想的孝顺方式，照顾婆婆大娘却没有落下的好名声，她期望获得的人格尊严没有实现，家庭带给了她人格上的挫败感。因此有“气”其实也是有人格的体现，已至于“气”太大了，使她只想着用自杀的终结行为证明自己的人格，而忘记了把日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事，以后还有更长的日子要过。而这日子能不能过好是要过完一生才能盖棺定论，而自杀行为则是自己放弃了这种可能性。而与赌气不同因“丢人”而进行的自杀，却是长期思考后的结果。作者在分析周流自杀的案例，用了较大的笔墨。作为风流一生的人物周流，在落魄之后选择了自杀。周流作为八九十年代的代表性人物，作者在对周流生平进行分析时，抓住了这一大背景。因而在对周流的面子，和他对人格的看重的解读上，并不能从寻常人对道德伦理的追求上理解，周流有他自我行为逻辑，因此他不在意对法律的违反，对道德的触碰，但并不代表他不在乎自己的人格，反而是他成就人格的方式。面子的丢失，也正代表着人格的丧失和被践踏。而在石兰和杜兰的事例，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杜衡评价石兰的自杀，以责怪的口吻说石兰自杀的原因是想不开，想开点就好了，但是杜衡自己却也因想不开自杀过，由此可知，想得开仅仅靠想完全是庄周一梦。要想想得开，是要真正地把日子过好，只靠个人人格尊严的牺牲妥协也是无用功，而是要在和乐的家庭生活中成就人格价值。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对待过日子的矛盾，向着家庭生活的幸福进发。
二十一世纪初农村自杀，人们常用“赌气”“丢人”“想不开”作为自杀原因的简单归纳。可是，近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在这二十间实现了飞速发展，城镇化迈入了新的台阶。而现如今当人们开始探讨某个自杀事件，这三个词居然仍能从人们口中一遍遍传出。以本人微薄的人生经历中，都能常听父母辈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想不开的，哪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生死面前无大事，此话固然不错，但轻飘飘的话语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也无法抚平那些受伤的灵魂，我想这不光是本书进行自杀研究的意义所在，更是社会学存续的必要性所在：让睡去的生命得到安息，让前行的生命拥有力量。
家庭政治在社会中并不是割裂的单位，而是与公共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共政治虽然不会干涉家庭中的纷争，但一旦演变到家庭和家庭的冲突，冲击社会运行的秩序，就是公共政治的范畴了。一个人很大程度的人格价值要在家庭中实现，但若没有国家为公平正义与人格价值提供基本保障，那么人格价值的实现其实也是无稽之谈。基于以上基本观点，那国家社会又能为自杀率的根本降低做些什么呢?作者提出了两个成功案例——“农家女”和“亲友会”，其实两个案例的成功离不开对自杀问题的深刻分析，“农家女”的活动从调解家庭关系，带领村民致富，活跃文艺生活三个方面做起，为农民真正获得幸福的生活而努力。
全书读完，除了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有了更为清晰明了的了解，更令我动容的是书中贯让我感受到的人文情怀。不是那种同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那些自杀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指责或评论，而是我听到作者说农村人并不是像大多数研究者想得那样没有智慧；想得开也不仅仅是靠想就能做到的。社会学更广阔的研究视角，更大层面的意义是以更多层面的力量给受困者爱于希望。无论是宏观社会抑或是微观个人，都不是独立的存在，当社会齿轮向前滚动，难免其中一个小小的一环会出现问题，这时需要社会的携手与个人的互助，才能即使弥补缺漏，实现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的真正两全。
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