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对儒学的思考
在我看完这本书之后，产生印象最深的与最感兴趣的是儒学对中国古代的道德约束作用。儒学在整个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起着令全世界惊叹的作用，自汉代以儒学作为思想正统以来，儒学在历朝历代稳占C位。中国周边各民族也把接收儒学作为文明的象征，例如：宋朝时期的西夏、金。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理解，也是以儒家思想作为依托的。
我曾想过为何儒学能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民众的思想与行为竟产生如此深厚的影响。在通过以往的高中历史知识的学习与阅读黄先生的著作之后。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附近，土地开阔平坦，土壤肥沃。因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中国并未走希腊的发展之路——发展工商业，而是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这也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不同之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民众对于“安稳”具有天然的依赖与渴望（这种思想与儒学所倡导的理念相契合），更具有凝聚力。其次，儒家具有法家所没有的柔弱，具有道家所没有的切实精神。再次，有励精图治的儒学者们对儒家思想不断创新，对儒家经典进行不断解读、阐释，使其符合统治者治理社会、维护团结的有力武器。
儒家思想对中国民众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现代中国，仍能在民众的行为与习惯中追溯儒学思想。儒学思想在古代始终作为维护统治的思想武器而存在，自汉代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而创建第一帝国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始终把儒家思想奉为准则，延续汉朝的做法。在各朝代的覆灭与更替之间，都能观察到儒家的身影。
在一个朝代覆灭之后，社会陷入混乱，所有的社会制度在顷刻间化为虚有，所有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在此刻展漏无遗。社会底层群众揭竿而起，发动起义，社会摇摇欲坠。然而，即便在乱世之中，当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在局部的社会群体中，依然靠着儒家思想这个道德纪律工具维护着，以期获得哪怕只有一点点保障和安宁。在经过动乱期后，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收拾残局，重新确立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这位人才必定会利用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教化民众，使社会重回团结与友善，要求民众遵守道德。当乱世英雄横空出世重新建立官僚秩序的时候，那些分散的人民很快地就会重拾对儒教的信心，再次各就各位、安分守己。
而统治者在命令民众遵守儒学的道德规范时，他自身得受到儒学道德规范的约束。在汉代，董仲舒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儒学思想相结合，确立了皇权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皇帝自身就受到了道德约束，如若违反道德，上天则会降下灾祸。在明朝，儒学达到了僵化的程度，文官集团，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德为说辞，作为工具，操纵国家，形成了一个以道德实现统治目的国家。
文官对于儒家思想的某些理解都类似于道德绑架，令我所不能理解。在明朝的官员身上，我很少看到知行合一的人。即使厉害如张居正。在劝谏万历皇帝节俭方面，措辞恳切。但在张居正的私人生活里，他似乎并没有做到他口中的节俭标准。“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绝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美人，这些都是由趋奉他的佞幸呈送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权术与诚信背道而驰。
文官集团利用儒学思想所提倡的准则为幌子，不断攻击对文官集团利益会产生威胁的人，是国家的运行始终处于文官集团的控制之下。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是位高权重的皇帝，也不能如常所愿的达成某件事。在明朝，皇帝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文官的监视之下进行，一旦超出文官对皇帝的行为要求范围，他们便会发动猛烈攻击，这时，皇帝也会妥协，皇帝几乎丧失了决定权。看起来皇帝都很无能，不够强硬。在妥协之后，社会便会恢复风平浪静。
并受儒学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礼仪之邦，受万国朝拜。这些礼仪起着约束皇帝的行为、树立皇帝威信的作用，并在社会教化方面的作用更不必多说。
无论清明时代还是乱世，儒家思想一直作用着，它保持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让中国文明经过无数次改天换地依然基本完好存在于世。然而，又因为它的根深蒂固，造成了社会机器无法跟随时代的脚步成长，最后成了绊脚石。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倡导通过商业的方式获得利益，整个社会都没有人崇尚通过商业致富的方式去让生活过得更美好。这样看来，儒家思想对中国文明的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后来，它又阻碍了中国的变革和进步，使之与世界的发展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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