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到“法治”是“人依法而治”，指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根据法律来维持，由此可见法律的重要性；而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并且需要由人来解释、执行，由此可见，法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甚至有些极重视人的因素。对于“人治”，望文生义地来说，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之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不知道该怎样行动，因之也说不上“治”。
所以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并不在于“人”“法”，而是在维持社会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但并不是说乡土社会就是“无法无天”的。老子认为只要社会范围缩小，凭借每个人的本能和良知，就可以相安无事。这种想法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因此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坚持“无政府”的群体。
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但它不影响社会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但礼治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君子国一般的社会，它是野蛮而残酷的。礼的内容从现代标准看去是很残忍的，但它是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所以单从行为规范来说，和法律无异。不同在于，法律依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却是传统。每一个社会都有所谓的传统，但乡土社会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的效力更大。因此乡土社会里人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都抄袭自己生活的指南，越是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
礼并不是靠一个人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的敬畏之感，所以人服礼是主动的。这与法律不同，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人做了犯法的事，要受到处罚，但人同样可以逃避法网；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受人唾弃，是耻辱；如果失礼，是不合适，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是主动性的服于传统。 乡土社会的秩序用礼来维持，但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里，传统效力无法保证，礼也就难以维持，所以要有个力量来控制每个人，这个力量就是法律。 礼治和法治出现在不同的社会情态中，却相辅相成，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都在维持的秩序，人们可以以传统有效的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不足在于礼无法在变迁很快的社会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而为了维持社会，就需要用到法，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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