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所撰写的一部社会科学论著。由根据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个方面。其中深入讨论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

  费孝通是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相关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是他研述一生的大课题，他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这种格局与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对于西洋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单位是若干人组成的一个个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但中国人则不然，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的格局比作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无论是亲属关系还是地缘关系，差序格局具有一种伸缩能力，每一个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划出的圈子，范围是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此外，在西洋社会中，人们承认团体的界限，人们有着固定的权利与义务，而在中国人看来，公和私是相对的，它们的界限模糊不清，所能具体确定的只有己。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乡下人的“私”和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系统中推崇克己的原因了。

  因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格局，中国人也有着与西洋人不同的道德观念。在现代西洋人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宗教是团体的象征，集中突出了西洋人的道德观念。在每个人私有的东西之上，有一个更重要的、所有人相共的团体。每个人在团体中的人格是平等的，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在这之中，人们重视权利的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同时用宪法限制团体代理人的权力。而中国人因为差序格局这样特殊的社会结构格局，衍生出了一套与西洋人完全不同的社会道德体系。我们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所以即使在说“天下”时，也要回归到“父子、昆弟、朋友”这些具体的伦常关系。由于团体道德的缺乏，我们的道德标准相比之下缺乏普遍性，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所有的价值标准都不能超脱出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在《乡土中国》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字下乡的看法。我曾经一直认为，农村中有大量的文盲，文化水平不高，影响着乡村的发展，因此文字下乡是必要的，但是费孝通先生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先提出了，乡下人在城里人眼中是“愚”的，这一现象，这或许是对于他们的一种误解。一方面，从知识的角度上说，乡下人与城里人的知识展现在不同的领域上。另一方面，从识字角度上看，乡下人本身缺少认字的机会，他们缺乏读书、识字的环境。进一步的费孝通先生从文字的作用出发，阐述了乡下文盲多，人们大都不识字的原因。得出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结论——文字在乡下人的生活中本来就是不必要的。当人与人的沟通在空间中和时间中发生了阻碍，我们便用文字来代话，这是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但这种记号又是受到拘束的，有时不能完全表达出人们的意思。从空间上看，乡土社会具有地方性，人们的活动地区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乡土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些条件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多数时候都采用直接接触、交流的方式，因此文字的功能也就被弱化了。从时间上，费孝通先生重点强调了记忆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在这之中，乡土社会也有着与现代社会巨大的不同。现代社会日新月异，而乡土社会却相对稳定，乡下的人们，世代保留着相同的生活习惯，从中获得、运用着同样的经验，他们的经验不是不断积累的，而是一代代人口口相传，保存下来的。所以，语言就已经足够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了，文字又显得没有什么必要了。

  当然，也如同费孝通先生自己在书中所说的，他并非是反对文字下乡的。文字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并非可以完全与现代社会脱轨，永远生活在自己的那一方天地中。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文字下乡，在处理其它与农村相关的问题时，我们都要理性的看待，不能只看到表象，而忽略问题的本质。在看到乡下人中有大量文盲时，就直接教他们识几个字，在看到乡下人口流动性差时，就强制性的要求他们走出去。这样的做法或许可以在短时间能获得一些成效，但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要理清问题产生的逻辑，在合理的时机，用合理的手段，从合理的地方着手，去解决问题。